[时论] 社会举报新闻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因素

编辑 崔忠雄( Choongwoong, Choi) 编辑时间  2017.08.02 10:18

注释:崔忠雄 编辑社长

各种媒体激增,再加上最近不断有社会报导准确性和客观性问题上了法庭,媒体报导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问题不断出现。

分析2015年度215起媒体类判决案件,媒体报导受害诉讼的55%是要求赔偿损失,媒体败诉近一半。校正报导为50.5%原告胜诉率,反驳报导为37.2%,原告的损失赔偿平均要求额为1亿2.244万韩圆,最高要求额是15亿韩圆,法院在原告胜诉判决里,平均支付额为约1.073万韩圆,最高额为4亿2.730万韩圆。以上是因媒体的错误报导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实例。

去年因错误报导向言论仲裁委员会申请受害救助的案件共计3,170件。其中73.1%要求损失赔偿,70.4%要求校正报导,69.8%要求反驳报导。从申请内容中可以看出,包括名誉毁损在内的多种报导形态中,反映最多的是媒体报导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问题。

新闻报导

公正性是所有媒体应该追求的核心价值。尤其是利用公共财产即无线电的广播新闻社,对其公共性质及公益性的要求就比其他新闻媒体更加严格。公正性在报导中如同生命。所谓均衡性,就是在一个题材中要求数量与质量的均衡。时事报导和社会举报性节目中,公正性即是不可丢弃的基本价值,也是目标。

报导的客观性是新闻业(journalism)要求的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之一。丹尼斯·麦克奎尔(Denis McQuail)在报导的概念上分成两部分。认知层面来看的真实性,即提供新事件或新现象的准确并全面的信息;评价层面来看的公平性,即制作有关事件或现象的新闻的过程中应不带偏见。在这里,可以说最重要的是构成真实性,即信息的准确性。因为信息不准确,报导不仅不真实,也不会是公平的。

特别在多媒体时代,在各样的、大量的信息不断涌现下,实际形成新闻报导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产生不准确信息的可能性。如:新闻提供者向记者传达信息的过程;记者从新闻提供者获得信息的方法与形式;记者核实获取信息再补充以及编制过程以外,还有记者个人缺乏专业性、有偏见、掺杂个人感情、单纯的失误等原因,而难免报导信息不精确的风险。

社会举报节目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国民的知情权,并作为我们社会守卫者执行社会的监视功能。通过批评和监督对我社会的贪污腐败、不正之风等社会病态现象,来实现光明健康的社会,这是大方向。但如果这种社会举报类时事报导节目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,反而会让观众陷入混乱而导致副作用。

尤其电视广播不同于报纸,因它足可以用拍摄和剪辑技术使哪一方变得有利或不利,所以,仅以外在的“客观”、“均衡”来判断公平是无意义的。采编在敏感的话题上表明个人的见解,是对报导可靠性的致命打击。因社会举报类节目的报导缺乏准确性和专业性等原因导致,走到法院见分晓的事例接连出现。

“疯牛病”报导事件的官司已进行了三年多,大法院(最高法院)最终判决认定其报导内容部分与事实不符。五条核心争议点当中三个是虚假报导,剩下两条也成问题,只是无法仅用属不属实来判断是否是虚假报导而已,并不是说报导本身就不存在任何问题。

另一事例:黄土面膜中检出重金属的报导,致使该公司倒闭,法院在最终判决中判定“黄土面膜中检出来的磁性物质是黄土本身含有的氧化铁,是登在国际化妆品原料册中的化妆品原料”。即使是这样,经营黄土面膜公司的受欢迎的著名艺人最终却因疾病与世长辞。

类似的典型事例都在说明,对于媒体报导尤其是社会举报栏目,公正和客观是多么重要的。记者与制作人(program director)的专业程度会左右报导的公正性、客观性、准确性,一丝不苟的新闻学(journalism)伦理意识和使命感是最重要的。

不久前,某电视台“举报者们”的栏目曾播出一个中国女性来韩国寻找丈夫的故事。栏目中介绍丈夫是为躲避中国宗教镇压到韩国申请难民的,

并是全能神教会(以下称“教会”)信徒。因节目(program)自始至终都以中国女性的主张和立场构成,对教会的立场和解释做了省略,使观众看了后感觉教会是个破坏家庭的恶性团体一样,来龙去脉里缺乏均衡性要素。尤其是在谈事实关系中属于核心争议点的“麦当劳杀人事件”上,有媒体指出仅依靠采访与教会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中国某教授、(韩国)国内教授、其他教会信徒,这是缺乏公正性和明确的客观验证。没有公平的讲出丈夫流亡成为难民的具体背景(这一点),也增加了悬念。

社会主义体制的朝鲜和中国,宗教自由没有保障。朝鲜,至今仍在扣押韩国宣教士等6人;中国,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宗教一直在遭受残酷的迫害和镇压,今年年初,韩国宣教士等60余人被驱逐,这些内容通过媒体报导而众所皆知。根据近来大法院对“错误报导特定宗教”的判定来看,这是非常敏感且需要格外留意的部分。

将公正性定为法律条款的《广播法》第六条第一项中明确指出:“用于广播的报导应公正、客观”;第九条广播审议中公正性条款第一项规定:“广播内容应客观,不应歪曲事实”,第二项规定:“报导社会问题(原文:社会性争议点)、利害关系针锋相对的事件时,要维持公正性和均衡性,并要均衡地反映当事者们的意见”。定性公正性的《广播法》和《广播审议规定》中都包含了“客观性”,比起《广播法》、《广播审议规定》规定出五项内容更详细地规定了均衡性和禁止歧视等内容。

新闻报导记者

通过广播曝光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正之风,正是媒体当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。在社会举报类节目里,报导针锋相对的利害关系或意见时,以既定方向生编硬造的制作报导方式,只能引发公正性、客观性的争议。

社会检举性报导,不是说单突出一方的立场,就能达到检举和批判的效果,反而会失去公信力和说服力。如果是确定不了双方谁对谁错的事件,则需要公平的采访和展示双方,让观众来判断。影像处理和结构按照制片人定好的意图构成、剪辑、进展,无疑就是不顾及公正性、客观性的制作态度。各个新闻来源的意见和立场应有均衡性,为了不歪曲事实应当完全、客观地报导。

越是敏感的事件,未能通过深层取材来确保资料准确,那就不能达到客观。在社会举报性报导中,满足采访必须的功能是对的,但是为了套配结构有意图或诱导偏向一方的采访方式需要被取缔,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侵害人权、毁损名誉、侵犯隐私等媒体的副作用。

社会举报性报导实事节目,需要在确切事实的基础上,均衡地选出新闻来源。没有明确的采访资料,就谈不到客观。在分析中发现,报导时模拟案发现场、重新编辑新闻的过程是降低报导信赖度的又一个原因。

应以媒体作为我们社会的守卫者检举社会的恶行,强化社会规范,来加强社会改革和社会整体机能。但是社会举报性报导的泛滥,也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不信任(情绪)。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事件现场,做深层取材分析,对发生问题的背景和内容准确传达,是准确、客观报导的核心要素。社会举报性节目必须守的前提条件是确保真实性。传媒(media)的发展取决于媒体恢复诚信。
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kns.tv/news/articleView.html?idxno=336694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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